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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周强 张全红:多维资产贫困与资产扶贫

  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作为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随着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村收入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的3.1%。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农村贫困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目前我国的扶贫标准是一个较低的生存贫困标准,这种基于较低收入贫困标准的扶贫政策试图通过提升收入和消费来提高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政策设计侧重于保护作用而非主体性培育。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普遍贫困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但如何确保脱贫家庭自我生存与发展,以及防范脱贫人口的再次返贫,赋予贫困人口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事实上,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的前提下,收入扶贫政策在贫困人口抵御疾病、抗击外部风险、弥补子女教育支出、[2019-10-02]植物学实习doc缓解家庭困难等方面的作用有限,这意味着以收入为标准判定的脱贫家庭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和返贫率。

  现有研究表明,反贫困工作中现金转移支付的减贫绩效很弱,尤其对暂时性或短期贫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相比之下,资产扶贫具有帮助人们抵御风险和冲击的功能,有利于培育脱贫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家庭未来福利水平。基于此,国际学术界从家庭资产积累角度来测量和分析贫困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而国内学者关于资产贫困(asset poverty)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资产贫困的概念最早由Oliver和Shapiro(1990)提出,他们将“一个家庭缺乏充足资产以满足未来三个月基本需求时的状况”界定为资产贫困。无独有偶,Haveman和Wolff(2004)将资产贫困定义为“一个家庭或个体可获得的财富资源在一个确定时间内不足以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情况”。按照上述界定,国内学者王春萍(2008)、毕红静(2011)、刘振杰(2014)、邹薇和屈广玉(2017)等结合中国农村减贫现状,提出了从维持贫困家庭消费水平到促进其发展转变的扶贫思想,进而研究了“收入为主”向“资产为主”转变的扶贫救助机制[8][9][10][11]。但是,以上研究并未深入探讨导致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的原因,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资产贫困测度方法。游士兵和张颖莉(2017)的研究部分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他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梳理并归纳了资产贫困的概念及其测量问题,但并未涉及资产贫困识别标准与临界值选取。

  以上研究偏重于对资产贫困概念及其扶贫政策的解读,在资产贫困测度领域,国内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实证分析成果。李佳路(2011)对2009年30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家庭的资产展开分析,发现贫困家庭缺乏耕地和固定资产的现象较为严重。汪三贵和殷浩栋(2013)通过对内蒙古和甘肃两省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通过资产反映的家庭贫困发生率更稳定,且能准确反映出家庭的整体福利水平,能够精准识别贫困的长期状态。周力和孙杰(2016)分析了农村固定观察点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资产长期变动。邓锁(2016)分析了中国城镇贫困家庭的资产状况,发现2013年城镇困难家庭因缺乏资产而极易陷入贫困。以上对家庭资产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虽然将家庭资产与贫困相联系,但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导致家庭资产贫困的原因,且对资产的多维属性及其贫困识别标准较少涉及。应该说,资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具体包括物资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和自然资产等形态,这些资产不但可以产生收入和消费,还可以创造其他资产,并与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紧密相连。因此,资产对农村家庭而言,不仅具有抵御或抗击风险的能力,而且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能够赋予农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外,精准扶贫战略中农村资产积累与贫困减缓问题面临着诸多瓶颈与约束,其中,信贷约束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政府扶贫资金投入有限,另一方面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展面临多重困境。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受制于金融缺位,www.16816808.com近年来文明传播建佳,而农户具有的信贷资产相对缺乏,造成正规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户之间长期处于信贷供需的“低收入均衡”陷阱中,从而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步发展成为农户生产、生活融资的主要渠道。可见,如何强化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服务,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解决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培育问题的关键。

  鉴于此,本文将资产与贫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从影响“能力贫困”的多维视角探析农村家庭资产剥夺的现状,并且在识别与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及其变动趋势基础上,实证考察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积累的影响。与国内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是:第一,基于国际上通用的多维贫困理论与“双界限”测度方法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识别并测量了农村家庭多维资产剥夺程度及其动态变动趋势;第二,克服了既有研究忽视脱贫家庭收入异质性的问题,比较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遭受多维资产剥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第三,实证研究方面,集中探讨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减缓的作用,进而剖析了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资产贫困的异质性作用机理,以期为精准扶贫中农村金融发展和资产扶贫的深层次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和2014年两期农村样本数据,对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差异化减贫效应,并采用IV估计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2)农村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高收入家庭将积累的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较为严重的“隐性剥夺”。(3)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对家庭资产积累产生了很强的逆向分配效应,非正规金融的逆向分配效应主要是有利于中高收入尤其是最高收入25%组家庭的资产贫困减缓,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减贫,进而显著扩大了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获益不平等差距。

  不难发现,以收入为标准的扶贫政策未能完全揭示家庭致贫的原因、致贫的类型与贫困脆弱性,并且很难保证脱贫家庭的脱贫质量和持续发展能力。相比而言,资产具有维持与发展的功能,在抵御外部风险冲击、培育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消费平滑、赋予低收入家庭可行能力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协调推进时期,理应着手构建以多维资产积累为目标的扶贫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多维资产指标体系及“资产—收入”双贫困线标准。这是因为,收入贫困指标只反映了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而那些处在非收入贫困但绝大部分资产指标遭受剥夺的家庭并没有在收入贫困指标中体现出来。这意味着,收入因素很难解释农村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当前收入贫困在识别和测度家庭贫困时的主要缺陷,忽视了脱贫家庭未来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建立微观资产调查数据库,尝试设立“个人发展账户”并将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补贴部分地注入该账户,促进贫困补贴向低收入家庭资产积累转型,实现精准脱贫家庭的持续与稳定发展。第三,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小额信贷的发展,放宽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小额信贷门槛,以弥补农村非正规金融对资产贫困和多维不平等的逆向分配效应。其中,以“资产”为目标的反贫困发展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这要求家庭、政府和社会三者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相关政策也理应更多地倾向于资产缺乏的困难家庭户,有效地帮助这部分人口脱离贫困的同时赋予其平等的发展机会,从而有效地培育出脱贫家庭长期稳定的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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